8月18日在上海举办的“百年统战——百年上大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实践”学术研讨会上,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方大卫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家作大会交流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真诚的民主合作共事,既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也是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应有之义。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意机关中已开始有党外人士担任参议会参议员。随着“三三制”原则的实施,不仅在各级民意机关,包括各级政府机关、团体都有党外人士任职,有的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由于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所受政治教育和个人历练不同,在对待事物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上也有多方面的差异,搞好党员干部同党外干部的合作共事、尊重并发挥党外干部的作用,是坚持“三三制”原则、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任务。
第一、重视和加强对党外干部工作的管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组织部下发联合通知,要求有党外干部的各机关、学校总支委内设管理非党干部工作的干事,并规定了非党干事的职责。之后,又明确了党外干部的工作由组织部管理。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对边区党外干部的成长进行调研分析,总结经验。调查表明,各级党委关心和高度重视党外干部的管理工作,使得党外干部感到共产党没有把他们当外人,是有组织在关心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更强了。
第二、充分尊重和信任党外干部,保证他们有职有权。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调查中发现,党内有些干部认为,“边区的‘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并经过工农专政的时期,中间分子一般没有出过力,有的还采取过敌对态度”。实行“三三制”,让他们也参加政权,就觉得不舒服,组织上决定只得服从,就“凑个数吧”“他们总是客,咱们总是主人”,对党外干部,需要时捧一捧,不需要就无形中丢了。在实际工作中,党外干部也有主客之感和观望态度。如不纠正,真正充实的“三三制”就难以建立起来。
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必须解决好党外干部有职有权问题,让他们有主人翁和责任意识。一是党外干部要有适当的职务,二是尊重党外干部的职权。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去做,并帮助他完成任务,提高其积极性和责任心(这层特别重要,真心同我们合作的人,希望做出成绩,恳切的期待我们的帮助),有成绩表扬,有缺点帮助改正。还要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同党外人员商量,取得多数同意后去做。还要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和议案,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中共边区政府党组制定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保证党外干部有职有权。一是政府各厅、处等部门要定期向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汇报工作,做到党外干部要有知情权。如每次政务会议之前,由党员领导干部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会议内容,征得同意后再开会;二是需要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须事先向其汇报,取得同意后再履行手续。让他们真正感到自己也是主人,有职有权。对这个转变,李鼎铭先生感慨地说:“说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咱相信的,可是叫开政务会议,下到坡上还不知道要讨论什么,到了会议室,递来一条字,上面写的议事日程,内容一点不知道,可是许多问题,会上突然提出,赞成不好,反对也不好,事前缺少个商量,党上有啥意见也不知道。今年就大不同,重要事情都是先有个商量,日常事体,李秘书长(维汉)常来谈”。
第三、主动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外人士座谈会制度化。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问题时,专门邀请在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外人士听取报告参加讨论。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通报西北局高干会议情况和通过的决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党外人士在会上积极发言,表达意见和看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座谈会,并对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做法十分满意,批示要求西北局每两月召集一次座谈会。
任弼时认为,以后政府通过执行的政策,可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再提出。这就又引入了协商民主的思想。此后,西北局每年年初都要召集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座谈,还要求各分区邀请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亦可)也来出席,征询对全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意见,修改后公布实施。之后,党外人士座谈会也在分区、县级召开,参加人员的范围不仅有在政权机关工作的,还吸收了一部分未在政权机关任职的党外人士。
座谈会起初叫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以后改为党外人士座谈会,参加人员不仅包括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外人士,还扩大到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劳动英雄等。《解放日报》发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
第四,生活上对党外干部予以适当照顾并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在政治上加强团结和帮助教育。边区各级政权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生活上都是供给制,除穿衣吃饭按规定标准供给之外,只发很少的零用钱。但对政权机关的党外人士来说,供给制标准太低,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边区政府对他们采取薪金制,虽然也不多,但比供给制要高,除了自己吃穿用度之外,还可补助家庭生活。对于党外人士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只要不妨碍政务工作,一概不加干涉和指责,尊重他们的个人生活习惯。
做好团结和帮助教育党外人士的工作,也是真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参加政权机构的中间分子。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商人。他们参政以后,在处理一些政务中,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并为此说话办事。因此,在合作共事中,对他们的意见作出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否则不能团结他们真心共同工作。但是,让步不能无限度无原则,否则将伤害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中共领导就十分关心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帮助他们提高共识,教育他们纠正不正确的看法和认识,团结他们共同为抗战事业和边区建设努力工作。
第五,教育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尊重党外人士,要有平等待人、民主协商的作风。在“三三制”政权建立初期,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党外人士参政就是摆设,遇事自己发号施令,从不与党外干部商量;有的甚至公开表示不在党外干部领导下工作;有的在讨论工作时,随意打断党外干部的发言,甚至横加指责;还有的对待党外干部,如果是下级,采取命令式的态度;如是上级的,则拒不服从领导,等等。这就使党外干部工作起来犹豫胆怯,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也使他们对共产党“三三制”原则产生怀疑。为了纠正党内对待党外人士的不良倾向,从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政府抓住党员干部民主作风的问题进行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得到改善,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得到提高,党外干部与党员干部的距离感缩小,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显著增强。
方大卫,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原党史教研室教师、陕西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